開篇寫點什么呢？就交待一個問題：為什么要寫這樣一本書？我在《覺者之路》的引言部分，就專門寫了這。于是，這里，我就直接將之搬到這里，以作交待。

   我對禪宗文化的興趣，始于在復旦大學求學的上世紀八十年代。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王有為先生組織了一套《中國文化史》叢書，請我們復旦歷史系的學生做一些文字的輔助工作，這樣我們便對該叢書有了莫名的親切感，出版作品的多數(shù)不僅買了，而且看得特認真特喜歡。其中的一本便是葛兆光先生的《禪宗與中國文化》。在這本書中，35歲的葛先生列舉了四個“對禪宗不得不刮目相看的事實”：

    禪宗由印度佛教轉化而來，可是卻與印度佛教大不相同。十六世紀著名的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在《中國札記》中曾攻擊佛教徒是“偶像崇拜者”，而禪宗卻絕不崇拜偶像，相反，他們肆無忌憚、呵佛罵祖，追尋個人的清凈本心，只尊重自己的內在理性。誠然，它的影響促進了宋代理學的崛起，但它同樣也曾引起了理學的危機，一些中國士大夫從禪宗那里學到了“大疑大悟”及“我心就是一切”的理論，開始懷疑外在教條的權威性，隨著明代市民思潮的興起，禪宗竟也成了明代中期離經(jīng)叛道的異端思潮、放任縱欲的非道德主義生活方式及浪漫主義文學運動的一股推力。這是使我們不得不對禪宗刮目相看的第二個事實。

    西方人看中國詩、中國畫，都感到它別有一種魅力，這魅力大概就是所謂“民族風格”。有人說它“重在表現(xiàn)自我”，有人說它“基于聯(lián)想”，有人說它“含蓄淡雅”。這些詩、畫，用中國的話來說，就是有“文人氣”，其實，也可以說它有“禪氣”。在中國，“畫禪”、“詩禪”之類的話頭那么多，借禪喻畫、以禪論詩在宋元明清是一種經(jīng)久不衰的時髦。在中國士大夫的詩、畫中，我們的確感到了一種“禪氣”，的確感到了禪宗那種以直覺觀照、沉思冥想、活參妙解、瞬間頓悟為特征的思維方式與幽深清遠、適意淡泊的生活情趣和審美情趣的影響，它促進了中國文學藝術“民族風格”的形成。這是使我們不得不對禪宗刮目相看的第三個事實。

    中國佛教本身雖然門派眾多，但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影響則可以劃為兩大類，以“三世輪回”、“因果報應”為理論核心，以捐塑佛像、刺血寫經(jīng)、禁欲苦行、供佛齋食、廣行善事為外在形式的純宗教迷信型的低級佛教在民間及文化較低的上層貴族中迅速蔓延，而以內心精神自我解脫為主的、哲理思辯型的禪宗卻在士大夫心中扎根。因此，禪宗與中國文化的關系是極密切的。一千多年來，它通過士大夫，在中國文化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跡，中華民族直到如今，在心理、性格、思維方式及觀念上還有著它的影響，且這種影響有時還很濃重地表現(xiàn)出來。這是使我們不得不對禪宗刮目相看的第四個事實。

  葛兆光先生所說的這四個“對禪宗刮目相看的事實”可謂中肯，使我這個從沒聽說過“禪宗”這個詞的學生也對禪宗“刮目相看”，勾起了“學術興趣”，便按照朱維錚老師指引的方法——興趣追蹤法，延伸閱讀了其他一些相關的文字。這便是我對中國禪宗文化的初始接觸。

   后來大學畢業(yè)回到了武漢，做的又是新聞工作，不再有“做個文化學者”的夢想，自然也就放下了對禪宗文化的“研究”?？蓻]幾年后的九十年代初，又勾起了我對禪宗文化的興趣：我的妹妹出嫁，居然嫁到了黃梅的東山腳下，正是五祖寺的后面，不到一華里地的小村。我送她出嫁，車從五祖寺門口經(jīng)過，一下子“夢回大學”，想起了我曾“追過禪宗文化”，便在回來的時候，順道游了一次五祖寺。

   當然那時的五祖寺還處于破敗不堪的狀態(tài)，但人行的青石板路，山上的祖師塔，還有滿山的翠竹，總讓人想起“郁郁黃花無非般若，青青翠竹皆是法身”的禪語，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貋肀銓懥似斡涱愇恼?，發(fā)在自家工作的報紙上。

   后來離開了報社，遠離了文字工作，不再有心情關注文化類的事與人，對禪宗文化的興趣亦沉沒在現(xiàn)實的深淵之中了。直到2015年，本人已整整五十歲的那年，“渾身是傷”的我突然清醒：該是放下執(zhí)念，了悟生死的時候了。

   放下昨天還認為必須完成的工作，必須解決的大事，放下所有放不下的人與事，關掉手機，我一個人來了次禪宗文化之旅。

   先是黃梅五祖寺，我以“掛單”的形式，在這里和寺里的僧人和常住一起生活了幾天：凌晨3點即起誦經(jīng)做法事，晚9點熄燈靜坐入眠。

   后到黃梅四祖寺，向《黃梅禪》雜志的編輯們請教。

   順訪離黃梅縣城只十多里地的安徽宿松石蓮洞，五祖弘忍大師在創(chuàng)辦東山道場前曾在此修行十三年，留下了著名的“佛坐嶺”，而當下正在建五祖禪院。

   再到黃岡城內的安國寺，就是蘇東坡常去的那個安國禪寺，向年輕又有學問（武漢大學博士）的崇諦住持請教。

   再到當陽的玉泉寺，這個天臺宗始祖智者大師的道場，卻有更多禪宗祖師的足印——北宗的神秀大師，南宗石頭希遷大師的弟子天皇道悟，還有“一喝”成名的玉泉承皓。

   順道尋訪大陽警玄的大陽寺，卻是在湖北京山的三陽鎮(zhèn)。如今寺已不存，遺址卻在。那個汾陽老和尚念念不忘，專門安排法遠與慧覺去“探明安宗旨”的大陽明安寺，中興了曹洞。

   再在老友的陪伴下，到慧能大師“遇會即藏”的四會六祖寺，探尋慧能大師“隱身獵人隊，但吃鍋邊菜”的歲月是如何自我成就的。

   在曹溪，在南華寺，看到虛云老和尚寫的“應無所住”，一下子淚眼模糊：《金剛經(jīng)》上“無住于色而生其心”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這一段，居然是如此地直擊靈魂，引人深思。

  在乳源，在云門寺，和僧人笑談“云門餅”與“荊州鍋盔”的關系（云門文偃的法系來自于做荊州鍋盔的龍?zhí)冻缧拧律叫b——雪峰義存——云門文偃）。更重要的是，在這里得了一本頗有價值的好書——馮學成先生的《云門史話》，讓人對云門宗及至“五家七宗”的祖師禪有了更完整的印象。

   在深圳植物園，弘法寺。想到本煥老和尚的血書《金剛經(jīng)》，又想到本老曾經(jīng)的牢獄磨煉，而終成一代高僧，其“信解行證”，卻是禪文化“陶凡鑄圣”的明證。

   還有廣州的光孝寺，江西修水的黃龍寺，還有云居山，還有安徽太湖，趙樸初老先生的家鄉(xiāng)，白云守端的海會寺，與尼僧共話守端與法演的師徒情份，還有投子義青主事海會的來而復去。

   最遺憾的是廬山。看過了慧遠師的東林寺，隔壁的西林寺，還有山那邊的鐵佛寺，領略了“廬山煙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到得還來別無事，廬山煙雨浙江潮”的千般禪韻，也體會了“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空間困境。獨不見歷史同樣悠久的大林寺，那個七世紀初道信大師一住十年的大林寺，那個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還可以接待虛云老和尚的大林寺。

   友人知道了我的四處游訪禪文化，希望我可以有個更合適的身份，更方便地接觸佛門中人，更深入地了解禪宗以及禪文化，便向湖北省宗教文化交流促進會推薦。湖北省宗教文化交流促進會是省政協(xié)主管的社團組織，領導對我在《長江日報》社的工作是比較了解的，便正式地任命我做這個交流促進會的專職副秘書長，同時兼做內刊的主編。這樣，我便有了更多地機會，接觸更多正兒八經(jīng)研究禪文化的學者，也深入學習了更多專業(yè)性更強的學者的文章。

   湖北省宗教文化交流促進會的宗旨就是要促進湖北省宗教文化的研究，加強宗教文化的交流。而于湖北而言，“東禪西道”是其宗教文化的最大特色。“西道”是指湖北西邊的武當山，是道家文化的圣地之一，而“東禪”便是指湖北最東邊的黃梅，是禪宗文化的發(fā)源地。因此，圍繞“東禪西道”，做的交流工作自然是最多的。

   關于禪宗文化的發(fā)源地，或者說禪宗的創(chuàng)始人，當然是有多種說法的。歸納起來，大致有5種說法：釋迦牟尼與摩訶迦葉說；菩提達摩說；道信與弘忍說；慧能（惠能）說；神會說。這5種說法，其實都有理，也并不沖突。禪宗不是在某一短時間內形成的，也不是由某一個人獨自孤立的創(chuàng)造，而是有一個較長的沿襲過程，經(jīng)由很多代人的不斷完善，最后集大成而創(chuàng)立的。在這一過程中，不同的時間點有不同的代表性人物。

   而禪宗作為一個佛教宗派，也不是一創(chuàng)建的時候就叫“禪宗”的。什么時候開始叫“禪宗”，到今天，佛門也好，學界也好，都沒有一個準確的研究成果，只知道，出現(xiàn)于初唐、興旺于盛唐、流行于中唐的“東山法門”，在“武宗滅佛”之后的晚唐，開始流行叫“禪宗”，而此時，它已是漢傳佛教八大宗之流行最廣，勢力最大的一家了。

   從發(fā)展的脈絡而言，還原歷史，大致的情形應是：

   據(jù)《傳法寶紀》：道信“武德七年，住蘄州雙峰山，宣明大法”。也即公元624年（當然也有多說，如620年說，但624年說較可信），道信到黃梅“擇地開居，營宇立象”，開創(chuàng)了一個全新的禪法——道信自稱“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門”，簡稱“方便法門”。

  公元652年，道信弟子弘忍在黃梅東山另建道場，依然是傳這個“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門”，但肯定是進行了更新與改造的，且因道場改在了東山，故稱“東山法門”。雖然弘忍在東山的名望，掩蓋了雙峰，但均認為道信弘忍都是“東山法門”的創(chuàng)始人，唐人凈覺《注般若密多羅心經(jīng)》李知非《略序》說：“蘄州東山道信禪師，遠近咸稱東山法門”，也即公元624年，道信創(chuàng)建了“東山法門”，只是“小時候”有個小名叫“方便法門”，長大了有個學名叫“東山法門”。

   弘忍的時代 ，開始構建“法門祖統(tǒng)”。在東土，構建起達摩——慧可——僧璨——道信——弘忍的祖統(tǒng)體系。由此，達摩為“東山法門”之初祖，慧可為二祖，僧璨為三祖，而真正的創(chuàng)始人道信成了四祖，弘忍為五祖。又因從達摩到弘忍都依《楞伽經(jīng)》來印“眾生心地”，因此他們有時也稱“楞伽宗”，可以看成是“東山法門”的別名。

   公元675年，弘忍去世。其弟子到各地弘布“東山法門”，形成“東山法門”的不同分支，其中最核心者有二，一是神秀一脈，在北方弘布“東山法門”；二是慧能一脈，在南方弘布“東山法門”。

   公元706年，神秀在做了幾年“二都法主，三帝門師”之后去世，其弟子普寂、義福繼續(xù)在京都弘布“東山法門”，且奉神秀為六祖，普寂為七祖。為了更好地體現(xiàn)“如來禪”的理論來源，神秀系更構建出始于釋迦牟尼與摩訶迦葉的西方二十幾祖來。由是，因了“釋迦拈花，迦葉微笑”，釋迦牟尼與摩訶迦葉，也可說成“東山法門”的創(chuàng)始人。

   公元732年起，慧能弟子神會和尚在滑臺（今河南滑縣）大云寺開無遮大會，開始挑戰(zhàn)神秀一系在兩京（長安與洛陽）的領導地位，在承認“達摩——慧可——僧璨——道信——弘忍”這一祖統(tǒng)的基礎上，認為六祖為慧能而不是神秀。為了“以示區(qū)別”，他將神秀一脈及所有在北方弘布的“東山法門”，統(tǒng)稱“東山法門之北宗”，簡稱“北宗”，又因主講禪法，也叫“北宗禪”；而將慧能一脈，在南方弘布的“東山法門”，稱為“東山法門之南宗”，簡稱“南宗”，也叫“南宗禪”。這樣一區(qū)分，神秀便是“北宗禪”的創(chuàng)始人，慧能便是“南宗禪”的創(chuàng)始人。

  至760年，以唐肅宗“依奏”從韶州請得傳法袈裟，到宮內去供養(yǎng)為標志，慧能成為整個“東山法門”之六祖，“南宗禪”取代“北宗禪”成為“東山法門”的代名詞。也是從慧能正式地成為六祖，神會被朝廷封為七祖始，“南宗禪”一統(tǒng)“東山法門”，及至“武宗滅佛”，北宗禪完全消失，“東山法門之南宗禪”成為整個“東山法門”的專有名稱而流傳至今。

而從其理論體系的構建脈絡而言，還原歷史，大致的情形則是：

   達摩，這個從印度來的和尚，從浩如煙海的佛教經(jīng)文中，找出了《楞伽經(jīng)》，找出了其中的一句話：“如來藏自性清凈，轉三十二相入于一切眾生身中”，由此達摩“深信凡圣含生同一真性”。于是告訴中國人：人人皆有“佛性”，人人能成“覺者”。

  慧可是當時少有的幾個理解達摩接受達摩宣傳達摩思想的中國人，他提出“豁然自覺是真珠”，“覺者之路”靠的是“自覺”而不是“他覺”——無須依靠別的因緣的自我覺悟、自性覺悟、本有覺悟。

   道信是首次公開地以“辦學?！钡姆绞叫麄魍茝V“覺者之路就是自覺之路”的人：“守一不移”，成就每個人的“覺者之路”。

   而弘忍則在人人皆有“佛性”的基礎上，將道信大師的“守一不移”發(fā)展成“守本真心”，明確要守的這個“一”就是人人皆有的“本心”，“此守心者，乃是涅槃之根本，入道之要門，十二部經(jīng)之宗，三世諸佛之祖”。“千經(jīng)萬論，莫過守本真心是要也。”

   慧能則更明確地要求：應無所??！放下一切執(zhí)念，擺脫一切誘惑，獨立思考，自由思想，才能找到自己的“本真之心”。

   人人皆有“佛性”，人人能成“覺者”——讓每個人都有信心；千經(jīng)萬論，莫過守本真心——讓每一個前進在“覺者之路”上的人守住目標，咬定青山不敢放松；應無所住，自性自悟——讓每個人都明了“獨立思考，自由思想”才是唯一的依靠。這些，就是終極的“覺者之路”。

   這樣的認知，這樣的思想，不斷地啟蒙，不斷地弘揚，不斷地被中國的大眾所接受，影響并成為了中國傳統(tǒng)思想、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直到今天依然發(fā)揮著作用。這，就是“東山法門”的精華。

   始于624年，始于湖北黃梅，始于一個生于湖北廣濟的普通游僧，歷經(jīng)150年左右的努力，反傳統(tǒng)，反權威，不斷地創(chuàng)新，以近乎于革命的方式，走出一條全新的“覺者之路”，將傳統(tǒng)佛教徹底改造，成為漢傳佛教的新主流，影響中國人的思想1400年，影響中國人的文化1400年，影響中國人的生活1400年。這就是道信，這就是弘忍，這就是“東山法門”，這就是禪宗！

   2024年，是道信大師到黃梅創(chuàng)建東山法門1400年整年。湖北省宗教文化交流促進會的同仁，都有做點什么的想法。這便有了以“東山法門”為綱，以道信與弘忍等禪師為目，順著時間軸，全面梳理一下“東山法門”從創(chuàng)建到興盛到內部的“革命”，看其如何成為中國佛教的主流，如何影響中國的思想中國的文化。張揚的是其敢于反傳統(tǒng)反經(jīng)典反權威，敢于創(chuàng)新敢于革新的精神。

   這，就是本書的緣起。